大度人生

否定的殘留，肯定的新生。差事○七新戲之二。
本文引用自http://www.wretch.cc/blog/ohwhatcity&article_id=5328423

一週過去了，朋友碰面時（老大，就是跟你在同安街碰巧隔桌吃飯的時候）仍談論著這齣戲的悲觀與樂觀，辯與辨。一齣戲若止於此，似乎也可惜了點，因為伴隨著實踐的辯論對於前進是有幫助的，於是我也試著多想想，試著抽象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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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不要叫我個人的名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否定！」

詩人否定，象徵性在全劇中特別強，誠然是悲觀與樂觀之綜合，而悲觀是當下的起源，但——無論導演有意無意，觀念露出了曙光。

否定的過去的時代聯繫上墳地／死亡，卻又是墳地墳地傳來陣陣喚醒人的鐘聲——即使仍然無形。他的現在的消沈映照在叛變者的作為，卻又無盡的促使自己擠壓最後的實踐想像——即使是一種錯想。過去與現在都由悲劇組成，但最後，他的未來又聯繫上小革命份子，從這裡竄升出對否定的否定——肯定的可能性藏著線索。在極盡悲觀與嘲諷中，未來中的可能與積極性存有著。

據聞戲中藏著魯迅，那麼，若試著藉由歷史及魯迅來看，則或許要點並不在於推論詩人是否是導演自身，或者詩人是否象徵台灣早期左翼之悲劇，或者魯迅是誰、魯迅給我們什麼。而該是，當從這頹傾之城追溯爬抓任何足以助益辨認自我的線索時，真正辨認自己是誰，其餘的、前頭的，則僅僅作為辨認自我的基準。朋友們間的辯論已經闡明了，戲劇的可貴在於它在不同經驗者腦中勾勒了一點東西，但其後的要務卻在於，我們如何憑藉此些圖景，辨識與對話。

確實，魯迅開啟了對「人」的新想像，啟蒙。但是五四的時代並沒有將革命推得太遠。革命的必要，繼續殘留在國民革命後的大時代裡頭。腐敗使得國民黨中法西斯的一支來到台灣，但同時間的神州的政權仍繼續設想如何在統一戰線之中，挖掘可能性。奔騰的四○年代過去後，革命的必要，仍存在於毛主義者持續著的，對人的本質之改造的想像中。簡單說，就算魯迅已逝，革命的概念與行動卻未曾終止，不應終止，無法終止。

歷史給了我們啟示，卻又不單是歷史本身的作用。因為正是一層層疊起來的歷史中的「人」的作用，促成了時局的更新，沒有一個階段的革命份子能外在於歷史，歷史也無法外在於人。那麼，也或許對詩人來說，進入廢墟不是一種闖入，而是一道連續。不過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如果闖入，是企圖斬斷與根除，那麼它也才可能是危險的，在危險之、悲觀外，闖入的是什麼又闖入什麼？這才是值得深思之處。

將闖入這個概念翻轉來看，幫助我重新思考「革命」。大的歷史時序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中斷，但是不該僅因此看見人的身上不斷殘留的傳統要素與包袱，反而，我們應該細細體會，革命進程中錯綜複雜的進步勢力，因為往往是後者，可能一方面鞏固了逐漸守舊的大革命，但卻真正藏著能量。就如同各式各樣的反革命集團中可能藏有的，矛盾地使之反向被貼為「反」的基進性格。革命，既是人為又是時勢，忽略了「人自身」的要素才是極端的悲觀。

或許在這種概念上，對否定的否定，既是一種殘留，又是新生。它沒有脫落於歷史，卻恰在歷史之中。它或許不是支配的革命語言，卻恰是革命的真正來源。不是碎裂化、細微的、分散、個人式的，而是構成集體的巨大力量，從自身的灰燼、廢墟中「闖出」。

而那「闖出」更不是倏然降臨，而是一直在那裡，就在我們生活周遭，歷史就在我們身上，在現在之中。所以，未來的可能，應來自即刻的實踐。對歷史的總結與論斷，不是從未來開始，而是當下。這最後一個論斷讓我想起，布希亞起碼有一件事情說對了：我們不該順著幻像發展的速度而苦苦追趕於那來自於符號再現與蠱惑之目的的哲思與理論。

用我自己的話說，人的生存不在於等待理論指導，因為缺乏即時行動的理論締建毫無意義，這也是鍾喬給我最大的啟示：即刻、當下，就是現在，揭竿而起。否定的否定隨時存在。也就是說，如果戲劇對我的延續僅止於這些討論、思考，定義化理論化，是毫無意義的，那反而會陷入真正的虛無。因為如果要追問政治為何？（上一篇觀後感的提問）恰好要從「你現在在做什麼」來回答。